走过那道梁
祥民
题记
一个地方的家长们不惜花费重金，放弃享受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孩子们不惧独在异乡，远离自己的“家园”去外地求学。不是去上大学，而是去读小学、初中和高中，这本该在家门口完成好的事情，被人为地变复杂，这不能不说这个地方的教育出了问题。
如果说只是义务教育阶段（1至9年级）或只是高中阶段（10至12年级）中的某个阶段，那便有参照、比对，然后去谋求好的发展。又如果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都出现了问题，并且这个地方的人（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和老百姓）都知道出了问题。作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真的应该首先扛起反思大旗。
最应该做的，首先应正视已经存在的问题，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决心，下到基层，顷听教师、家长、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出行之有效地策略，使本地教育重新振作起来。国家倡导“中国梦”，教师就应有强本地教育的梦，才不会辜负教师的职责。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认为首先考量的是地方领导的决策。这是领导最不愿听到和触及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关建之处。2008年5?12地震前，国家提倡素质教育，提倡给学生减负。专家学者们给予很多论证和建议，学生们过重的课业负担的确需要减，但对于基本能力（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水平都没达到的，怎么减却未提出明确地办法。对所有学生采取一刀切，课内作业多少，课外作业多少，一味以时间多少来衡量。
决策一出，教师为难。为了别人的孩子，触碰政府规定，轻则通报，重则掉饭碗，谁敢。
一二年级不准有课外作业，有能力、有认识的家长孩子回家后会督促孩子看看书、写写字，大多数农村的孩子特别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留守孩子回家后只与电视少儿频道为伴。今天学的到明天就忘记一大半，循环往复。上两年学后，孩子普遍存在拼音认不来，错别字连篇，甚至写不来字，更不用说写好字。
三至六年级课外作业规定有最高时限，如不超过半小时，一小时等。乍一听好象有道理，毕竟孩子需要更多时间玩耍。但仔细一想，以时间为界，理论何在？
以一小时为例，甲能做语文、数学两张试卷，乙能完成语文或数学一张试卷，丙却完不成任何一张试卷。从何去谈每个孩子的收获。做作业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有效作业量真的难以界定，但以时间多少一刀切的科学性又何在。
高年级学生，依此类推，恐怕也不能推出好的结果吧。
这样的理论，本来就偏离了教育的轨道，又如何能让教育腾飞起来。
地震后，校舍被震垮不少，恢复重建开始了，重建家园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提出精神不垮才是民众真正的重生。学校派出专人搞灾后重建工作，学校领导更是忙于其中事务，校舍重建成了他们心中份量最重的工作。他们忙碌的身影与建筑老板们在学校工地上交错着。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不正常了，出现偏差所有的理由都可以原谅，毕竟在灾后重建。
校长们的忙碌有了回报，几乎所有的校长在那时都有了自己的小汽车，当然也包括学校的甲方代表（校长外的一名学校领导）。
老师们寒心了。
绝大多数老师都明白，忠于职守，干好本职工作才是重建家园的根本。但眼前的乱象，让老师们怎么也看不明白。
地震震出了一位“奇才”局长，在随后的三年灾后重建中，做出了许多只有老师们想不到的，没有领导做不到的事。主要事迹有：教师的调动可以不分时间，也不管学校教师配置情况，教育局一纸调令就行。多数时间让学校领导手忙脚乱，但最高宗旨是服从上级的一切决定。
随着适龄入学儿童的减少，去外地求学人数的增加，除城区外所有农村学校生源都在剧减，但这不影响局长的造肝胆工作。麻雀虽小，肝胆一定要俱全。一个学校增加一到两个副校长，加上原来每个学校就有的两个左右的副校长，一二百学生的学校三四个副校长。校长跟着局长学，学校中层干部巨增到十几人。增加干部的原意是管理，有的学校干部和老师人数几乎对等，这就让老师们不得不想增加干部还会不会有什么目的，不得而知。是抓教学质量，还是属于卖官行为！如今每个学校的干部都多达十几人，甚至教育界开玩笑说某些学校领导坐三桌吃饭（每桌十人）都还有点打挤。
灾后重建教育界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各学校漂亮的楼房建起来了；各学校领导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各学校生源数量、质量如夕阳落山般降下来；老师们的工作激情被庞大的领导队伍压下去了；而领导们的脾气却一天天涨了起来。
震后，为扶持西部教育，许多爱心人士和他们的基金会，委托了许多培训机构来培训教师，去北京，去上海，各学校有名额，但名额有限。有限的名额给谁，双飞的，北京上海的，校长先去；接下来，单飞的，卧铺的，仍是北京上海的，副校长去，有时分配不过来，副校长们还闹意见；去省城的，只有坐火车或汽车的，中层干部也分不过来。轮到最后是领导北京上海到处走，老师出不了家门口。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回校后理应多上点课，作好带头示范作用，却不料他们当干部的目的就是为了少上课或不上课，得到培训的领导老师们回校后根本不上课，上课的老师却得不到培训机会。学校的工作就在这种的病态形式下运转着。
这几年国家实行绩效考核，工资结构发生变化。绩效考核中有所有老师的15﹪作为学校班主任老师津贴和学校干部除校长外的津贴。这15﹪中70﹪分配给班主任老师，30﹪分配给中层干部。由于干部人数太多，年终考核出来他们比班主任老师少，他们不干了，逼校长，没办法，调比例，干部们不满意，班主任们也不满意。
绩效考核中的重要部分是教学工作考核，开学时老师们都尽量不上课或少上课，要求到后勤岗位工作，而年终考核时却不愿少领钱。教主流学科的，考试成绩要比对，同种学科的几个班级总有比较差的班级，这样扣掉一部分，后勤或非主流学科的教师占平均数，这样一不留神，如果上两个班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课，绩效考核会低于其他不参加考核的科目。曾经有校长加大了了每节课的工作量，年终考核，主流学科的教师绩效高了一些，其他学科的教师不干了，开始大吵大闹。为确保春节期间的稳定，绩效高的教师无任何理由减去一部分，绩效低的教师加上一部分。这很难说是促进教学工作的绩效。病态！
实行绩效后，政府、教育局下发了禁止学校发福利。国家提高了生均公用经费，除了用于日常办公经费外，要求对老师加大培训学习。正如前所述，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老师们真的很难享受到！到头来学校经费仍是吃紧，经费困难，真让人不敢多想。
城市周边学校，大多属于寄宿学校，学生在校吃住，虽然生均花费增加了，但学生吃住在学校，伙食团、小卖部还是有部分利润。安心搞好教育的校长，会给上早晚自习的老师发一点加班费，而更多的校长却一分不发，随时给老师们讲一些干事业凭良心，讲政治，要求老师们要高尚。老师们也这样做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怨言的是神而不是人。此间谁又叩问了校长和领导们的良心、政治何在！
教师们的评优晋级，大多数学校制定了一些条条框框，教师们会比照条条框框去准备去比拼。如今一部分学校，领导说了算，说白了就是想给谁给谁。就是制定好的一些条条框框，也会在评定时有针对性的改变，让老师们防不胜防。以前校园暴力、黑势力只出现在不懂事的孩子间，那是对影视中的一些人物模仿，情有可原。如今却出现在领导与教师间，评优晋级要请客送礼，更有甚者，领导会向员工“借钱”，借钱的对象是多年未评职称的教师，或已够评职年限的老师。一旦中层干部有空缺，那有意向的如飞蛾扑火般，因为他们心中的梦想是当一个学校小干部，就可以少上课，年终绩效也不会低。校园暴力和校园黑势力的出现，对只善教学，不善钻营的老师生存和发展更困难。久而久之，何谈教学！
课辅资料，减负后就要求学校不统一征订和使用。试想，学生仅凭一本课本能否巩固好已学的知识。家长们不干了，购买了各式各样的资料，老师们统一没法评讲。于是老师们要求学生或家长到指定的书店购买指定的资料。看似光明磊落的事情，里面也有黑幕，老师们或许会从书商那里得到一点组织介绍费，但真的有利于教学，毕竟资料是老师选定的。当然也不乏有极个别老师不注重质量，只注重组织介绍费。学生、家长可能有不满意的。于是，主管部门把这些问题扩大化，教辅资料又回到老路，统一征订使用新华文轩的，口口声声说那是正版的，那是为国家交税的单位。那资料的质量，真不敢提及，教材就变了好几年了，还是原来的编排；那百分之百的原价销售，也让师生们不敢多想。出台一项法令，你的目的是什么？说的再好听，不要搞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样不好！
再说老师们寒暑假，省市县各级政府都有规定，教师几不准。提高师德师风无可厚非。漫长的假期中，教师们如果能静下心来去学习有关教育理论，去培训提高，这的确是好事。教育主管部门每期放假时，都不会忘记告诫教师们：特别是假期中严禁教师任何形式的有偿家辅学生。好了，没事干的教师们做什么？大多数涌入茶楼，干什么，打牌。
就本地而言，城区学校生源多，只是数量多，高质量的少，为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七八十个人的大班要瘦身，小学阶段每班45人，中学阶段每班50人。这是一件好事。政府开始划片招生。可事实是，通常该片区的学生与现在学校的容量有差距。例如城区某小学，所属片区内应该有就读儿童不到二百人，而学校实际招生是四百人。以往这二百人，通过考试招收，学生家长不需要支付择校费，如今这样一改，每个孩子每学期要交五百元择校费。小学上完，要交六千元择校费。另一所城区初中学校，也是这样，但因他的收费太高，让家长找一个老师担保，并把孩子上初中三年的费用一次交清，三万元。事隔一年这种收费变成了自愿捐款。要上就得捐，好像做得天衣无缝。这里面的门道，难道看不出来吗？好事最后演变成为这些学校牟取暴利提供了保障。
林林总总，这样的教育环境，不得不让人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得不让有孩子的家长去寻求良好的教育。